聽到劉進圖遇襲,實在不能置信。他工作的《明報》與我們雜誌同屬一個集團,在公司裏會經常碰上他。雖然跟他只閒聊過幾句,不太稔熟,但他一派書生氣息,多年來在《明報》工作,如果說他遇襲不是跟他的工作有關,我就是難以想像。更難理解的,是一個人究竟會壞到甚麼程度才會襲擊一位全不認識的人?一個怎樣的人才會忍心下手,看着無仇無怨的人躺在鮮血裏掙扎求生?黑社會電影中常有提及的刀手,我知道不是虛構的,但當事情就發生在我認識的人身上,始終是難以接受,更何況劉先生就是一位打工仔,努力工作就是靠寫字養家活兒,而且以他的學歷,根本不用做記者。做記者做媒體,為的就是理想和信念,這類人是天真的,天真的相信自己能做點事情,為社會帶來點改變。

  其實,以上的說話,我也跟小兒說過。不知道他是否明白,但我花了更多時間跟他解釋劉先生遇襲背後的影響,既然我相信事情與他的新聞工作有關,真兇為的是嚴懲他,警告他的工作令真兇蒙受影響,如果此風一長,再沒有傳媒敢說真話了,這不是一個人的事,也不是一份報章或一個集團的事,而是整個社會的事。我同孩子說,在上海工作時,跟內地同事聊天,聊起當日就是9月11日。我問他們對美國911事件知道多少,他們都說新聞有詳細報導。我說,當時我身處歐洲,在酒店電視看到CNN,還以為是電腦模擬或拍電影,當大樓塌下,我渾身一寒,差點哭出來了。他們聽了之後,面有怪色,說很多國內人都覺得那是美國抵死,美國人做了那麼多壞事,終於有報應了。我的寒意比當日看着CNN報導更凜冽,那是人命,那是萬千無辜百姓的生命,枉死的、受傷的人背後都是一個又一個的家庭。那些同事都是大學畢業了好幾年的年輕人,看着他們莫名其妙的眼神,再問他們為何會有那想法,他們說,從小到大接觸到的媒體中,對美國的印象就是很惡魔,美國人就是壞人。原來如此,我想,自己也是一樣,小時覺得英國人很高級,到中學時覺得英國人很好,特別是麥理浩那年代,到大學時,覺得英國人管治香港用了很多手段,但歸納起來,英國人同我沒甚麼關係,自己的生活和前途都只在自己手裏,成敗也由自己。對英國人的看法之所以有改變,並不是因為在大學裏讀了甚麼書,而是那時候認真的看過不少報章(當時還未有互聯網),不管左中右,看到有興趣的題目便讀下去。我跟小兒說,教育是民智的根幹,新聞自由是民智的枝葉,縱使有些媒體以黃賭毒鮮血屍體事業線夾雜在新聞當中,也不管媒體有強烈的左中右立場,只要你有選擇,你的智慧便不會被囚困,今天衝不出來,只是自己的問題,或是不用功,或是太沉迷其他東西,但只要你肯,各式各樣的媒體都在你身邊,你可讀到《大公報》的東西,也可以讀到《蘋果》,更可以讀《明報》這種有容納不同意見的報紙。讀書是教人判斷事情,懂得思考,卻沒有教人一定要做甚麼(不做壞事便可以了),讀完書,要去判斷,要去思考,便要靠媒體給你的東西了,至於你take甚麼,你自己選擇。

  趁着小兒還未聽到瞓着,我再說,任何媒體都不是絕對中立的,他們都有自己的立場,一份報紙用港視事件做頭版,是他們對這事情的價值判斷,覺得這是十分重要;其他報章用梁先生訪京做頭版,也是他們的判斷,背後也有自己的立場。就算不同報紙以相同的事件做頭版,手法也會顯出他們有偏好,如標題、圖片、評論等,往往都是有立場的,所以,有立場不是問題,不同立場的媒體能否無懼、不受威脅下做自己認為對的事,這才是最重要,也是關乎到整個社會民智的事。如果香港的新聞自由死了,香港再不是香港,香港人也再不是香港人。

  小兒還未瞓着,他很少看到我說話說得那麼久,那麼嚴肅,可能是這個原因,所以他不敢不聽下去。我只希望他記住。